官海浮沉我的三十年仕途笔记第128章 学会发言

调研总结会那番精心斟酌的“发言”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比我想象的要更为持久和微妙。

会后几天研究室里的气氛似乎有了一些难以言喻的变化。

对桌的老王不再只是跟我讨论食堂菜谱偶尔会凑过来压低声音说两句“听说周副秘书长很重视基层反映的情况”之类的“内部消息”那眼神里带着一种试图拉近距离的试探。

连一向眼高于顶的钱处长在走廊里碰到我也会罕见地停下脚步点点头扯两句“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之类的场面话。

张主任对我的态度则更显出一种公事公办的“器重”。

他开始把一些相对重要的材料交给我起草或参与修改虽然仍是些不涉及核心决策的边缘文稿但比起之前纯粹的端茶倒水、抄写文件已是天壤之别。

在一次处务会上他甚至点名让我就某个政策热点谈谈看法。

我小心翼翼地应对着这一切。

我知道这些变化并非源于我林致远个人有多么出众的才华而是源于我背后若隐若现的、与周副秘书长那次谈话所带来的“光环”以及我在总结会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被视为“懂事”和“有潜力”的成熟。

我并没有因此而飘飘然。

陈默电话里那沉重的叹息赵瑞龙信中隐含的轻视都像警钟一样时时在我耳边敲响。

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现在所拥有的这点“资本”脆弱得不堪一击完全系于上级领导偶然的关注和赏识之上。

一旦这关注转移或者我行差踏错这一切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我必须更加谨慎更加努力地“学会发言”。

这里的“发言”不仅仅是指在会议上的公开讲话更是指在所有场合、面对所有人时如何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如何传递信息如何建立关系如何保护自己。

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和研究身边那些“成功”的同事和领导。

我观察张主任如何在不表态的情况下主持会议如何用模糊的语言化解分歧；我观察钱处长如何把三分成绩说成十分如何巧妙地迎合上级喜好；我甚至观察老王如何在不涉及核心利益的情况下用插科打诨的方式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发现在机关里“会说”比“会做”往往更重要。

这里的“会说”不是指夸夸其谈而是指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语言、向合适的人、说合适的话。

这是一种极其精妙的艺术涉及到对权力结构、人际关系、利益格局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

一次我参与起草一份关于全省乡镇企业发展的汇报材料。

初稿由我执笔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引用了很多数据自觉写得扎实丰满。

交给张主任审阅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

“致远材料写得不错下了功夫。

”张主任先肯定了一句这是惯例。

然后他拿起红笔在几处地方画了圈。

“这里‘部分地区存在盲目上马、重复建设现象’这个提法……是不是可以再斟酌一下？”他看着我语气平和“改成‘在发展过程中部分地区呈现出结构趋同、布局有待优化的阶段性特征’你看怎么样？” 我仔细品味着这两句话的差别。

我的原话直接指出了问题显得有些尖锐；而张主任修改后的话将问题归结为“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用“结构趋同”、“布局有待优化”等中性词汇替代了“盲目”、“重复”等贬义词听起来就温和、客观了许多既指出了问题又不会让相关地区和部门感到难堪。

“还有这里”张主任又指向另一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这个‘突出’……改成‘一定程度存在’可能更稳妥些。

我们要反映问题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要考虑基层同志的接受度要有利于推动工作而不是制造对立。

” 我恍然大悟。

原来“发言”的艺术不仅在于说什么更在于怎么说。

同样的内容不同的表述方式产生的效果可能截然不同。

直来直去可能碰得头破血流；而委婉曲折或许更能达到目的。

“我明白了主任我这就去改。

”我心悦诚服。

张主任点了点头似乎对我的“悟性”感到满意。

“致远在机关工作既要坚持原则也要讲究策略。

有些话说得太满、太直就容易把自己和别人都逼到墙角没有转圜余地。

留有余地才能进退自如。

” “留有余地进退自如。

”我默默咀嚼着这八个字。

这或许就是官场“发言”的核心要义之一。

我开始在实践中运用这些新学到的“知识”。

在与其他处室沟通协调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据理力争而是学会先倾听理解对方的立场和难处然后用“是不是可以这样考虑”、“能否请你们再支持一下”等商量的口吻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时我学会了突出重点数据准确但结论和建议则尽量委婉多用“建议”、“考虑”、“供领导参考”等词汇。

我甚至开始留意一些非语言的“发言”。

比如参加会议时坐的位置与其他同志交往时的称呼和距离甚至是一个眼神、一个笑容都可能传递出不同的信息。

我学着让自己看起来更沉稳更谦逊但又不能显得过于卑微。

这种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甚至有些痛苦。

它要求我不断地压抑那个想要直抒胸臆的自我不断地进行自我审查和调整。

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一种属于官场的、充满潜台词和微妙暗示的语言。

有时夜深人静我会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陌生感。

镜子里的那个年轻人眼神里似乎少了几分曾经的清澈和锐气多了几分难以言说的深沉和计算。

这就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但每当想起清河县张大河家因为自己那番“成熟”的发言和后续的“借力”而得到的一丝改善我又会觉得这种代价或许是值得的。

如果纯粹的理想主义注定头破血流那么这种带着镣铐的舞蹈是否是在现实世界中推动微小改变的唯一途径？ 我不知道答案。

我只能在这条刚刚窥见门径的路上继续小心翼翼地前行继续学习如何更好地“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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